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这是金庸老先生在《神雕侠侣》中反复感叹地写下的摧人心肝的诗句。金庸写武侠，不仅把武侠们写绝了，也把众生们的情写得活灵活现，可以说不愧是一个写人世间情爱的高手。如果金庸小说中没有那么令人回肠荡气的情深文明，金庸的小说绝对吸引不了如此广大的读者，令他们爱不释手，神魂颠倒。没有情，何有生命的旨趣？没有情，何以有生之灵气？我们真可以像魏晋人那样说：“情之所钟，正在我辈！”
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人说是“情深文明”，父子之情、兄弟之情、朋友之情，还有夫妻之情（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不少时间是把男女夫妻之情看得最薄，故置于最后），不时跃然于古籍之中。然而，中国人的情，自从秦汉以来，所倡历来是理中之情，所谓情在理中。这种理中之情，也就是合乎社会伦理或人伦规范的道德情感。在儒家伦理那里，这种情感就是以孝悌为核心的仁爱情感。在一定意义上，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放大了的家族宗法制度，孝悌情感也就必然扩充放大为忠恕为核心的社会伦理情感。由于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不可忽略的作用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人情主义的文化。这种人情主义，也就是以人伦为基础，以情感、情理为法则，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，调整我与他和社会的关系。而人情主义的人际关系准则也就是“合情合理”、“入情入理”、“通情达理”也。所谓“世事洞达皆学问”，理也，而“人情练达即文章”，情也。学问在文章中，也就是情在理中，情与理是合一的。情与理的合一，也就是将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性融为一体。
人非草木瓦石，岂能无情？因此，情之理恰在于表明，理在于扶持情在社会的背景或脉络中得到活勃勃的生发，凡是使得情不得合理伸展的理，都是歪理邪说。
在一定的意义上，这个“理”是一定社会的道德或道德规范。在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中，把它看成是“性”。“性”即是人性，人的本性，儒家把它看成是道德本性。因此，问题不在于怎样看待性，而在于有什么样的道德。现在我们来看，如果情在理中作为一种思维定势，即理对情的制约是不可更改的，而情之理又必然成为歪理邪说，生命的欲望就必然受到压抑。这里的问题还在于，“理”是一种历史性的规范，它会在历史中流变。如中国传统伦理的五伦关系的规定，在先秦思想家那里，如在孟子那里，还是一种相互对待的互动关系，但是到了汉唐之后，尤其是到了宋明时期，则演变成了一种片面的单向度的服从关系。这种片面性的道德本身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，成了至高无上的天理，因而才有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歪理邪说。理则从扶持生机演化成扼杀生命。因此，情在理中则变成了情有则理必无，而理有则情必无了。所以当汤显祖听了达观禅师的“情有者理必无，理有者情必无”的理论而“神气顿旺”。他说：“情有者理必无，理有者情必无，真是一刀两断语，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旺。谛视久之，并理亦无，世界身器，且奈之何？迩来情事，达师应怜我。白太傅、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。”（《寄达观》）在汤显祖看来，情才是最根本的，因此，理与情的冲突发展只能走向对理的否定。但在这个意义上，并非是否定对于生命情意具有扶扬意义的人类社会规范，而只是否定与生命情志相对抗、相冲突的道德。或者说，将社会道德以生命情志为转移，还“情”与“理”（礼）的合理关系。在这里不是取消了道路，恰恰是把道德理性与人类的普遍生命存在的关系进行合理的调整，即人不是为了道德（礼义）而生存，而恰是道德礼义为了人的生存发展而存在。以为人的生存仅是为了高扬道德礼义，或者说只有人的牺牲才方显出道德的崇高，恰恰是贬低了人的生命，甚至可以说是扼杀了生命。这种对人的生命情志的亵渎，恰是伪道学家们为了欺世盗名而对世人所兜售的。
弗洛依德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次上揭示，文明（理）对感性欲望的胜利，实际上是以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压抑为代价，甚至牺牲感性生命为代价的。情的解放及其感性生命的抗争，使情与理处于一种合理的关系中，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文明社会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。
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、博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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